“你说得对。”也许不限于文人，怨妇也是。我感到继续聊下去很不妙，却找不出岔开话题的引子。指桑骂槐，刺得我喘不过气。她说“你们”，是指喜欢年轻姑娘的老男人，还是文人们？我不可能是后者，我的工作和咬文嚼字无关；至于前者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的确对他们的想法毫不关心。也许文学这种东西，对他们早成了老黄历，全是老太太的裹脚布，他们只爱荧幕里露骨的卖肉性感。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只是她逼我画押而已。

但一闪而逝的怒意以后，我感到心安，她给我的标签是老男人们，而老男人多得是，精致的人凤毛麟角，油腻各有各的油腻，欢迎她随时跳槽找下一个。我不想被误会深情，只愿不被纠缠。

她又质问，为什么这么敷衍？每次总是把我当甲虫一样踹散在地上，连抽搐都不能，才善罢甘休。

不敷衍，难道应该毫无风度地和她争辩？我被自己幼稚的想法气笑，正要走向她身边，她却把我的手机远远丢来，“包法利夫人的电话。”她又问，是不是我没有写备注的习惯，上次她在我手机上瞄到自己的微信，也没有备注。说完，她转头向一侧，又跳下床，走到窗边伸了懒腰。

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，似乎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想问我和对方是不是也像和她这样的关系。的确是。我只能装作没听懂，耿直地回答，这就是备注。话出口我才想到，费尽心机选出这么个备注，早已把我和对方的关系交代得干干净净。

她默然站在窗边很久，我望着她的侧影也很久，弱枝般的身体比病梅更瘦。她像知道我在看她，潇洒地点烟，叹出烟圈，在纱网般漫散的白雾里，仰颈转头问，为什么不是写爱玛，和她原来的姓氏？说完，她开始剧烈地咳嗽，蜷起身子，烟险些从指间掉下。我连忙去照顾她，递上衣服，向她道歉，虚情假意地认错。再无话，也意兴阑珊，只得不欢而散。

临出门时，恰是急雨骤至，她没有带伞。我拐弯抹角地提议送她回去，她爽快地答应，行。她就在我猜测的那所学校，临近城郊的地铁尽头。小时候大人总说，如果不好好读书，以后就得去那里读大学。我们也总以为，在清北和常春藤里挑定一所就读，才最令人发愁。高考前夕都已各自重新许愿，我的愿望是上那所学校也很好。

听她口音像本地人，相隔十年，她是不是也听着一样的话长大？以后，我会不会也向自己的孩子说有关那所学校的咒语？那个永远不会降临的孩子，它还没有性别，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。一发现它将靠近的预兆，我就草木皆兵，收拾铺盖想要逃离；确认它不可能存在，我反能自在地畅想“如果它在”的境况。她像女儿。

我第一次在雨里的大学与人执伞漫步。好在那天穿得休闲，手提包留在车上，也许还能混进学生里，只是长得有些着急。我四处找寻和我一样用发胶糊住发型的男生，但一个也没有找到。她一路挽着我的手臂，我感到她的心情在缠绵的雨帘里回复，又能调戏我问，你在怕什么？她的直球总能一击撞破我故布疑阵的迂曲，锥锥刺骨。分别时，她盈盈笑着向我道别，我以为这次不用哄了，毫不上心地把伞留在她处，未曾想，我们却因此散了，散在貌似永无止境也一望无际的雨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