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真心狠，”他站着望着她微笑。“我也是的——就喜欢心狠的女人。”他又伸手去拉她的手，一面笑着答应着：“我走。马上就走。”

她不相信他，但是要照他这样说，她受的苦都没白受，至少有个缘故，有一种幽幽的宗教性的光照亮了过去这些年。她的头低了下去，像个不信佛的人在庙里也双手合十，因为烧着檀香，古老的钟在敲着。她的眼睛不能看着他的眼睛，怕两边都是假装，但是她两只冰冷的手握在他手里是真的。他的手指这样瘦，奇怪，这样陌生。两个人都还在这儿，虽然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。

“不要给人听见了。”他去关门。

她不能坐在那里等他。她站起来挡他。叫佣人看见门关着还得了？也糟踏了刚才那点。

她要在新发现的过去里耽搁一会，她需要时间吸收它。

他们挣扎着，像缝在一起一样，他的手臂插在她袖子里。

“你疯了。”

“我们有笔帐要算。年数太多了。你欠我的太多，我也欠你太多。”

她一听见这话，眼泪都涌了上来堵住了喉咙。她被他推倒在红木炕床上，耳环的栓子戳着一边脸颊，大理石扶手上圆滚滚的红木框子在脑后硬梆梆顶上来。没有时间，从来没有。

四周看守得这样严，难怪戏上与弹词里的情人，好容易到了一起，往往就像猫狗一样立即交尾起来，也是为情势所迫。尤其是他们俩，除非现在马上，不然决不会再约会在一个较妥当的地方。他们中间隔的事情太多了，无论怎么解释也是白说。

她仍旧拼命支撑着，仿佛她对他的抵抗力终于找到了一个焦点，这些年来的积恨，使她宁可任何男人也不要。他抢夺着的裤带在她腰间勒出一道狭窄的红痕，是看得见的边界。

他压着她的手，整个身体的重量支在一个肘弯上，弓着身来扯下自己的裤子，胳膊肘子杵痛了她。她同时可以感到房间外面的危险越来越大，等于极大的压力加在一个火柴盒上，一个玻璃泡上。他们头上有个玻璃罩子扣下来，比房间小，罩住里面抢虾似的挣扎。有人在那里看——也许连他也在看。她的手腕碰着炕床上摊着的皮袍子，毛茸茸的，一种神秘的兽的恐怖，使她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劲，一下子摔开了他，也没有来得及透口气，一站起来就听见外面的人声，先还当是耳朵里的血潮嗡嗡的巨响。

是做成的圈套，她心里想。他也听见了。她不等他来拉她，赶紧去开门。没开门，先摸摸头发，拉拉衣服。把门一开，还好，外面没人。也说不定没给人看见门关着。

王吉的声音在厨房里大声理论。

“王吉！什么事？”她叫了声。

“有人找三爷。”

两个人在昏暗的穿堂里直走进来，都带着尖顶瓜皮帽，耳朵鼻子冻得通红，黑哔叽袍子，肩膀上的雪像洒着盐一样。

“这是你们太太？”有一个问王吉，他跟在他们后面。

“王吉你怎么这样糊涂，晚上怎么放生人进来？”

“我直挡着——”他说。

“我们跟三爷来的，请三爷出来。”

她不理他们。“叫他们出去等着。年底，晚上门户还不小心点，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直闯进来？”

“三爷来了！”两个都叫起来。“吓呀，三爷，叫我们等得好苦，下这么大雪。”“冻僵了，脚也站酸了，一个在门前，一个在门后，一步都不敢走开，等到这个时候饭也没吃。”“当你走了，都急死了，叫我们回去怎么交代？”

“嗳，你们外边等着，”三爷一只手拉着一个，送他们出去。“外边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去叫黄包车，先坐上等着，我就来。”

“嗳，三爷，这好意思的？”他们正色和他理论着。“好容易刚找到你，又把我们撵出去，下这么大雪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她这话不是问任何一个人。

“我们跟三爷来的，三爷跟我们号里有笔帐没清。这位翁先生是元丰钱庄的。”

“我们也是没办法。”翁先生说，“年底钱紧，到三爷府上去，见不到他，楼底下好些收帐的，都带着铺盖住在那里，我们只好也打地铺。等了好些天，今天三爷下来，答应出去想办法，大家公推我们俩跟着去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们现在知道我在这儿，没溜，这可不是我家，你们不能在这儿闹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“三爷不要叫我们为难了，要走大家一块走。苦差使，没办法，三爷最体谅人的。”

“都给我滚，”她说，“再不走叫警察了。这时候硬冲到人家家里来，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？王吉去叫警察！”

“出去出去，”王吉说，“我们太太说话了。”

三爷把手臂兜在他们肩膀上推送着，一面附耳说话。他们仍旧恳求着：“三爷再明白也没有，我们的苦处三爷有什么不知道。我们回去没有个交代，还不当我们得了三爷什么好处，放三爷走了？”

她岔进来说：“你们到别处去讲，这儿不是茶馆。别人欠你们的钱，我们不欠你们的钱，怎么不管白天晚上就这么跑进来。还赖着不走？”

“二嫂，”他第一次转过脸来对着她，被她打了个嘴巴。他正要还手，王吉拚命拉着他，低声求告着：“三爷。三爷。”

两个债主摸不着头脑，也拉着他劝：“好了好了，三爷，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。”

他隔着他们望着她。“好，你小心点。小心我跟你算帐。”

他走了，后面跟着那两个人和王吉。她不愿意上去，楼上那些老妈子。她回到客厅里，灯光仿佛特别亮，花香混合着香烟气。一副酒阑人散的神气。王吉不会进来的。她没有走近火炉。里面隐隐的轰隆一声响。是烧断的木柴坍塌声。炉上的小窗户望进去，是一间空明的红色房间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
她站了一会，桌上那瓶酒是预备给他带回去的。她拔出瓶塞，就着瓶口喝了一口。玫瑰花全都挤在酒面上，几乎流不出来。有点苦涩，糖都在瓶底。闹年锣鼓还在呛呛呛敲着。

十二

老二房的公愚大老爷六十岁生日做寿，有堂会。现在上海这样大做生日的，差不多只有大流氓。在姚家这圈子里似乎不大得体。虽然大家不提这些，到底清朝亡了国了，说得上家愁国恨。托庇在外国租界上，二十年来内地老是不太平，亲戚们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。做生意外行，蚀不起，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，总觉得不值得。政界当然不行，成了投降资敌，败坏家声。其实现在大家都是银娣说的，一个寡妇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，只有出没有进。有钱的也不花在这些排场上，九老太爷是第一个大阔人，每年都到杭州去避寿。

“老太爷兴致真好。”大家背后提起来都带着酸溜溜的微笑。

“说是儿子们一定要替他热闹一下。”

“当然总说是儿子。”

“你去不去？”

仿佛是意外的问题，使对方顿了一顿，有点窘，又咕噜了一声：“去呀，去捧场。你去不去？”

仍旧像是出人意料，把对方也问住了，马上掉过眼睛望到别处去，嘴里嗡隆了一声，避免正面答复。

谁肯不去？四大名旦倒有两个特为从北京来唱这台戏，在粉红的戏码单上也不争排名。

戏台搭在天井里芦席棚底下，点着大汽油灯。女眷坐在楼上，三面阳台，栏杆上一串电灯泡，是个珠项圈，围在所有的脸底下，漂亮的马上红红白白跃入眼底。银娣在这些时髦人堆里几乎失踪了。刚过四十岁的人，打扮得像个内地小城市的老太太，也带着几件不触目的首饰，总之叫人无法挑眼。但是她下意识地给补偿上了，热热闹闹大声招呼熟人，几乎完全不带笑容，坐下来又发表意见：

“哦，现在旗袍又兴长了，袖子可越来越短。不是变长就是变短，从来没个安静日子，怎么怪不打仗？几时袍子袖子都不长不短，一定天下太平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