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前段时间有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，送到我们医院之后没多久就死亡了，家属认定我们有医疗过失。”

同事这么一说，又让她猛然想起那天在急诊室目睹的一切。“那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了吗？怎么又闹到媒体那边去了？”莫瑜感到很是不解。

“家属本来是走法律途径提起诉讼，可是检察机关参考了医审会的意见后，认定病人的死亡是疾病造成，医院并没有过失，所以裁定此案不予起诉。”

“既然检察机关都已经认定没有过失不起诉，那事情不就了结了吗？”

“话是如此没错，可是这样的结果家属当然不服气，还是认定他的父亲是被我们给‘医死’的。家属请来一位议员帮他撑腰，硬说我们草菅人命，还找了七八家媒体来采访。”

“民意代表接受民众陈情前，不必先了解清楚案情吗？既然法律上都已经证明我们没有过失，为什么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开记者会？”莫瑜感到不解。

“由于社会大众对于医疗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和有偏差， 患者和家属常会被视为相对弱势的一方。因此代表病人或家属跟医院谈判，是最容易塑造‘伸张正义’形象的方式。他们可以提出各种质疑，然后医院就得疲于奔命地解释。

就算道理上医院可以站得住脚，最后通常还是得花一笔和解金来摆平，听说有些人还会从中拿回扣……”同事小声在莫瑜耳边说他听到的传言。

“来采访的那媒体的心态是什么？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报道，对医院或医生个人的声誉影响很大吗？”

“媒体或许会做些所谓的‘客观平衡报道’，就是让受指控的医生发表观点，不过时长通常有限。比起医生对医疗过程平淡无奇的陈述，家属的血泪控诉似乎更吸引人。如果再加上撒纸钱、抬棺抗议，甚至是向医院大扔鸡蛋，那更是收视率的保证……”

听到这里就莫瑜也不禁汗颜，连自己都常被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所吸引，哪怕知道内容不一定客观与真实，更何况不懂医疗的一般民众。

果然现在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，在法律内的诉讼失败后，家属转向采取法律外的抗争，今天是诉诸媒体与民意代表，改天说不定就通过黑社会来施压。

家属很难理性分辨清楚病人究竟是“病死”还是“医死”，认为病人的死亡一定是医疗过失所造成。

事实上，医疗有其极限，许多积重难返的病人的生命早已不是医生能够挽回的，一个会来挂急诊的人，一定是有某些疾病或是不适，绝对不是家属所谓的“好好的”，一个真正“好好的人”应该待在家里而不需要来医院。

或许亲人的骤逝会令人感到措手不及、无法接受，但将这样的负面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到医疗人员身上的举动，正是造成当今许多杰出人才在急重症领域面前裹足不前的主因。

医院大门口拉开的白布条，上头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红字“草菅人命”，还有一群哭喊着“还我命来”的家属。莫瑜转身离开时，心情格外沉重。

连续几天的高度工作将莫瑜逼到了一个点上，似乎只有这样，她的心情才可以的得到少许的慰藉。

几天的时间，莫瑜就已经看过了人情冷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连续的忙碌居然让她的内心有了呢么一丝丝的安定。

什么莫清漪，什么唐倩，什么烦恼忧事，这些在人命面前，都已经被她抛掷脑后，她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上面，看着这些人的故事，才发现，原来一起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

最后的结局，人们都终究逃不过一死，归于黄土。